沪西小沙渡，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之一。在这里，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所工人学校。6月21日，集中展示这所学校创办历史的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史料陈列馆在上海开馆。

  中国建党初期是如何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争取先进分子积极投身革命？其中包含着多少汗水与辛劳、热血与牺牲？记者正常采访了相关研究人员。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近80万工人中超过四分之一是纺织工人，全市58家纺织工厂中有近20家设在沪西。以小沙渡棉纺业为主体的纺织工业，是上海工业中职工人数最多的产业。沪西地区成为工人阶级的集中地。五四运动中，小沙渡地区纱厂工人率先揭开罢工序幕。这次自发反帝罢工斗争行动，显示出工人阶级潜在的斗争能量，吸引了早期人的关注。

  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史料陈列馆策展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徐迟介绍，1920年，中国发起组把深入工人、组织工人作为建党的第一步，委派李启汉来到小沙渡创办工人半日学校。这是党在工人阶级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胆尝试。

  中国发起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相对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中国发起组成员俞秀松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他在1920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进工厂的目的：（1）观察现在上海各工厂底内容和工人底生活状况；（2）观察工人底心理，应该施什么教育和交际的方法；（3）尽我能力，于可能的范围内，组织一个很小的工人团体。”

  1922年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指派嵇直、徐玮开设两个简易的工人文化补习班, 并于1924年春，合并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

  起初嵇直的工作并不顺利，他决定“先到工人中去交朋友”。他注意到路边有一个邮筒，斜对面有家代售邮票的杂货铺，便征得老板同意，在铺面挂出广告“代写书信，不取分文”，每天下午过来为人写信，顺便推销店铺的邮票、信封和信纸。

  顾客虽然不少，但多为工人家属。好不容易碰到几个青年男工，嵇直便特别留意，乘写信的机会向他们解释学习文化对工人的好处，邀请他们找几个同伴过来一同学习。他还主动“出击”，按照记下的地址逐个拜访。“就这样不但交到了朋友，还办起了一个工人补习班。人数虽只有四个，但我已觉得如获至宝。”

  “一个穿灰布夹袍的老师，中等身材，约莫二十多岁，笑着从屋里走出来，操着湖南口音，亲切地招呼他们进去听留声机。教室里摆着二十来张没有油漆过的白桌凳，墙上挂着一块黑板，收拾得千干净净。大家就坐下来听戏。”这是内外棉五厂工人黄桂生记忆里的李启汉与工人半日学校。

  当年，李启汉及其他教员们考虑到工人们的实际的需求，在课间和学生一起听留声机，或在校舍后的空地上踢足球，以此缓解他们的疲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我们工人头顶青天，脚踩大地，世界上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李启汉循循善诱：“工人穷，不是命运不好，而是工人创造的财富都被资本家吃了、喝了，装进腰包了。工人越来越穷，资本家越来越富，这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砸资本家的机器出出气，没有用。工人要想不穷，就得打江山，坐天下。”

  工人半日学校根据工人的作息时间，分早晚两班上课，因此得名。值得一提的是，教师注重使用“活”的教材，绝大部分来自《新青年》《向导》《劳动周刊》等进步刊物，有时也就地取材，将教材编成一个个的课题。授课时，凡说到地名，必打开地图、指出方位，使人一目了然。讲到一些标语、口号，除扼要解释清楚外，还写在纸上教学员抄写。“几乎每上一课，他们都能增添一些有关工人阶级的新知识，学会一些生字，或知道一些地理常识，对此大家都尚满意。”

  “通过宣传组织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阶级觉悟，培养工人运动先驱，是各阶段工人补习学校一以贯之的任务。”徐迟向记者简单梳理了上海工人学校创办的几个阶段：1920年秋，中国发起组成员李启汉来到沪西小沙渡创办工人半日学校；1921年7月中国诞生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继续在小沙渡开办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1924年夏，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等在原有工人补习学校基础上创办沪西工友俱乐部，培养出孙良惠、陶静轩等沪西工运领袖和顾正红等革命英烈，小沙渡小组及沪西支部应运而生，并领导了此后的沪西工人运动。

  在嵇直开办的工人补习班中，孙良惠经常来听课，并用自己的体会和工人语言帮助嵇直解释问题，后来成为上海纺织工人中第一名员。

  沪西工友俱乐部老师刘华，尽可能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对工人们进行宣传：“我们纺的纱一根根拿在手里，一拉就断，要是拧成一股粗绳，大力士也拉不断。我们工人就是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又粗又长的绳索，这样就能够捆住帝国主义，解放我们自己。”

  “我第一次看到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无论在组织纠察队，或者交代具体任务时，工人们那种爽快、不讲价钱、坚决服从工会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瞿秋白之妻杨之华曾回忆。

  1925年5月，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席卷全国，冲破了长期笼罩中国的沉闷空气，促进了国民觉醒，显示了各阶级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威力，为国民革命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进位于武汉市红巷13号的武昌农讲所旧址，只见正门悬挂的匾额上书“主办的中央农动讲习所旧址”，这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和记者说，武昌农讲所创办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着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1926年10月，被光复的武汉成为全国革命中心。

  为了加强对农动的领导，次月，中央通过由拟定的《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武昌开办农动讲习所”。随即前往武汉筹办，并促成其从湘鄂赣三省农讲所提升为中央农讲所。

  武昌农讲所对全国招生，学员来自17个省区，主要由农民、学生、工人组成。“招生条件严苛。”高万娥介绍，既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至少高小毕业，还要身体强壮，能够吃苦耐劳，能接受严格的军操训练。“学员毕业以后要回到乡间组织和发动农民建立农民自卫军，身负宣传组织领导农民的任务，这就要求他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善于做工作。”

  农讲所设置有28门课程，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基础理论课，如、社会进化史、世界政治经济情况、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二是专业课，如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军事运动与农动等；三是革命文艺课，如革命歌、革命画等；四是军事课，包括理论教学、实际调查和军事操练三方面。

  农讲所名义上是由中央农民部或各地方党部农民部主办，其实就是人负责，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在实际主持人的一手操办下，授课老师主要是一批学识渊博、革命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及进步人士，如恽代英、瞿秋白、方志敏、彭湃、李立三、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身体力行，是授课课时最多的一位老师，比如农民问题就安排了25个课时，还亲自讲授农村教育、农动的理论及策略等主要课程。”高万娥说。

  谈及武昌农讲所于中国革命的最大意义，高万娥表示，在此期间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初始之基”。有了相关思想积淀，才有了之后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上山”。

  革命年代里，把民众组织起来找到了赢得战争胜利的“伟力”；新时代，面对种种风险挑战依然需要把群众组织起来

  武昌都府堤41号，是在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居住地，著名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当年，农动蒸蒸日上，却遭到怀疑和责难，党内有声音认为其“妨碍统一战线”。农动到底好不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自1927年1月起，历时32天、行程1500余里，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动进行当地考验查证，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

  2月12日，返回武汉，仅用4天时间就完成了2万余字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以大量确凿事实力证农动“好得很”。领导人瞿秋白在序言中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

  在农讲所的大教室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员和慕名而来的工人、农民讲解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在黑板上画了三根形态各异的竹子，一根向左弯，一根向右弯，另一根是直的。他对大家说，要想把弯的竹子扳直，只有向相反的方向狠狠扳几下才行，这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道理。很快，《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成为各地农动的指导理论，广受欢迎。

  武昌农讲所尽管只办了三个月，但培养的800多名农动干部绝大多数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奔赴农村，犹如撒向神州大地的点点星火，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

  桂步蟾、李骏、陈振文等学员，毕业后在南昌起义中冲锋陷阵；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参与领导黄麻起义，为鄂豫皖根据地建设作出积极贡献；陈慕平，回到宁冈县任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军事教官，在迎接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过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程伯谦，组织发展了36个农民革命团，在方志敏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葛源暴动……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中国革命奉献了青春与热血。”高万娥说。

  回望来路，某一种意义上，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历史。革命年代里，把民众组织起来，就找到了赢得战争胜利的“伟力”。新时代，面对种种风险挑战，党要发挥政治领导作用，依然需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不断夯实执政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