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骑行者兼‘单车猎人’。飞一样的感觉，多爽！但麻烦也不少。我想和大家谈谈。”

  “我是专家。共享自行车从投放至今，已经从共享走到了共治的下半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在我看来，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只有良性互动，共享自行车才能不‘掉链子’。”

  我在北京，我的兄弟们在上海，在成都，在广州，还有的刚刚来到沈阳……世界那么大，我和骑行者每天都在“去看看”的路上。一天２４小时，全年３６５天，我们在大街小巷转动双轮，载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领略各自精彩的人生。

  对于上班族，我是他们的腿。比如复旦大学大四求职女孩杨洁宇，她感慨自己２０１６年的一大收获，是通过我和兄弟们，学会了骑自行车，让绿色出行更方便顺畅。

  一年多来，在我们的帮助下，一些有车族上下班放弃了开车。北京一家公司高管陈晨扫码租用了我，然后在某一天，他忽的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开车了。他说：“北京开车太堵，现在我能坐地铁就不开车，能骑车就不坐地铁。”

  解决城市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让出行回归绿色低碳是我的初衷。我的身着五颜六色外衣的兄弟，如今已成为一群颇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绿色出行“生力军”。最近有机构发布的共享自行车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３月中旬，全国共享单车投放总量已超４００万辆，北上广深四座城市投放量占比已超７０％。另有多个方面数据显示，预计２０１７年，共享自行车市场用户规模将继续保持大幅度增长，年底将达５０００万用户规模。厉害了，我的小伙伴们！

  我和前辈们曾经火过，是“时髦”的身份象征，家庭消费的“大件”。辉煌过后是寂寥，每辆车的利润从几十元降为一两元，数百家自行车厂萎缩倒闭，一时间，我们从“潮流先锋”变成“垂暮老人”。

  两年前，“小双”们的兴起，给自行车行业注入一针强心剂。我的老东家，天津飞鸽车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瑛说，没有共享自行车时，行业淡旺季很明显，现在已经没有淡季了，全年都得开足马力。“去年底工厂已经增加了１００多人，到现在人数还在持续不断的增加。今年３月的订单中，飞鸽四个工厂总产量预计９０万辆，其享单车占一半。”

  仓库管理员跟我说，上海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郭建荣用“风险投资热”“企业接单热”形容当下的共享单车市场，这不仅让自行车生产企业生产线火力全开，部分企业甚至会出现了零部件短缺的情况。

  我好羡慕“小双”们，生在这么好的时代。作为“有轮一族”，谁不愿意转起来呢？但我也很欣慰：“小双”的出现，救活的不仅是几个工厂，一个产业，而是带动了制造业、互联网、物流、交通等领域的升级。

  热潮之下，更要有冷思考。我听说，今年２月２２日，中国自行车协会围绕“共享自行车对行业的影响”召开了一场会议，不少与会代表颇具危机意识，认为以自行车企业为代表的制造业仍要“两条腿走路”：要注重产业升级，打响自己的品牌，否则一旦共享自行车的订单骤跌，现今扩大的产能将变为难以消化的负担。

  上学时，我也有一辆“老双”。作为一名骑行者，现在“小双”是我的好伙伴。上班时间内，我是一名销售员；工作之余，我是一名“单车猎人”，“狩猎”的对象是那些被私藏、被破坏的共享自行车。

  车座被盗、私自上锁、抬进小区电梯、藏进自家仓库……共享自行车如同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少数人的丑陋。为此，我们这些“共享自行车粉”自发利用业余时间，将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受害”单车解救出来，帮助不熟悉游戏规则的朋友们规范用车。

  有人说，共享自行车是受害者，也是“破坏者”。在当“猎人”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人行道甚至盲道为何总沦为“停车场”？共享自行车为何总遭到私藏？

  从网约车到共享自行车，从共享单车到共享住房……在与大家的交流中，我深深感到，分享经济将成为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绿色出行领域的重要突破口，千万别让征信体系的短板成为“拦路虎”。随着分享经济规模增长、用户数量增多，用户信用评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约束力和隐私保护力度也将慢慢地加强。到那时，我的业余工作量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共享自行车要想发展好，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要互动好。对此，研究共享自行车的专家纷纷建言献策。

  在交通系统工作近１５年的成都市政协委员朱锐表示，城市慢行系统建设滞后是当前共享单车出行问题的症结所在。“城市道路设计思路长期以来一直照搬公路设计思路，重点考虑机动车交通，忽视了人的多种出行需求。”朱锐等专业的人建议，应规划建设层次分明的慢行系统，划分非机动车道，保障自行车出行安全。

  所有的问题里，最重要的就是骑车者的安全。“生命安全高于一切！”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胡钢的话掷地有声。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邱宝昌则表示，对车辆安全等问题，防患于未然比事后赔偿更重要。

  随着资本介入、跑马圈地，共享自行车市场同样出现了过度投放、拼命扩张等弊病，这也可能会引起单车企业放松运营管理和质量风险控制，甚至有可能“只管生不管养”。在市场调节失灵的背景下，监管规则需要平衡的是：如何在提高共享自行车企业公共待遇的前提下，抑制其私人性，避免其因减少相关成本而降低公共服务的质量，从而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诸大建、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锫等专家觉得，监管规则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做到让共享自行车企业盈利，但又不产生暴利。

  “面对创新，政府部门既要按捺住乱伸的手，什么样的事情都要自己上场干；也要压抑住悸动的心，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不能一扣或一封了之。”黄锫说，一些地方对乱停放共享自行车的扣车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而这种措施还需要上位法的支撑和明确。

  诸大建认为，宽思路是政府对共享自行车发展有非合同的软约束，多方参与制订一对多的管理条例，确定各自义务与责任，这适用人口多的大城市；窄思路是政府对共享自行车发展有合同化的硬约束，中小城市可以与企业制订一对一的共享自行车服务合同。

  不管怎样，共享单车与分享经济，仍在路上；“小双”们的前进，难以阻挡；分享的故事，未完待续……（参与记者：叶健、丁静、赵文君、张紫赟、许茹、叶含勇）